火星电竞

　　泛亚电竞1991年12月25日傍晚，美国CNN的工作人员正扛着摄像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红毯上来回跑动，望去他们好像在主场作战；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即将以一方主流媒体进入另一方首都核心直播其最高领导人的辞职演讲宣告结束。

　　刘香成（Liu Heung Shing），时任驻莫斯科首席摄影记者，这个戴着眼镜、身手敏捷的美籍华人，1990年初被派往苏联之前，已在中国、印度、韩国及南亚多地工作了十几年。

　　美国时装设计师罗伊 · 侯斯顿和他的模特游览长城。北京 ，1980 年 （刘香成/图）

　　这一天，刘香成挎着相机，走进那个即将上演重头戏的房间，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的桌子正对面，巨大的三脚架支撑着一台老式电视摄像机，刘香成不慌不忙坐在三脚架下。旁边的克格勃提出警告：待会直播，不许拍照。

　　“亲爱的同胞们、朋友们：鉴于最近独立国家联合体已经形成的局面，我宣布辞去我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的职务。”摄像机电流低鸣，时间分秒流逝，“一些错误完全可以避免，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演讲接近尾声，刘香成早已算好快门和光圈参数，他悄悄拨动相机旋钮，只等戈尔巴乔夫手中最后一页稿纸落向桌面。

　　第二天，这张戈尔巴乔夫扔下讲稿的照片，几乎覆盖了全球各大媒体头版头条，拿下新闻人眼中“最昂贵的地皮”。1992年，刘香成因对苏联解体的出色报道赢得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

　　2023年6月9日，“刘香成 镜头·时代·人”大型摄影回顾展于上海浦东美术馆启幕。展览现场，戈尔巴乔夫手中稿纸呈虚边动态的代表作旁，刘香成并列展出了他同年拍摄的另一张照片：1991年，在基辅，担心通货膨胀的人们到当地银行提取存款，画面中神色忧虑的乌克兰老人颤巍巍的双手和捏着的钞票同样呈虚晃状。

　　“我刚去到那里泛亚电竞，一块美金才拿到9毛钱卢布，等我1993年离开时，一块美金能换差不多4800卢布。”刘香成向本刊记者回忆，“那个年代，苏联一个核子工程师连10块美金薪水都拿不到，但在最困难的时候，苏联有一千多个国营农场都是中国人在种田。我就问这些中国农民，他们怎么付钱给你们？他们笑嘻嘻道，他们没钱，但他们给我们拖拉机和卡车，我们就开回去。”

　　步入浦东美术馆四楼展厅，观众仿佛走进一条时空隧道，展览以“面孔”、“姿态”、“时机”、“刺点”、“人群”、“风土”、“后记”七个单元，呈现了刘香成近两百张珍贵摄影作品，这是他迄今为止体量最大的一次展览，首次为中国观众带来他摄于中国之外、扩至全球视角的多件经典作品。

　　中国、美国、印度、韩国、阿富汗、苏联……自1970年代以来，刘香成用镜头记录下许多耐人寻味的瞬间，其中，有些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帝国崩溃、战争爆发；有些是细微的温情日常：平民换上时髦新装，明星卸下光鲜妆容……这些浩然洪流中的光阴切片，层层叠叠拼贴出历史行进的方式。

　　72岁的刘香成为人谦和、语速平缓，娓娓道出自己近半个世纪游走世界的拍摄心得：“每个人都有苦有痛、有酸有甜，摄影师应该平视镜头前的任何人，怀着深切的empathy（同理心）尊重每个人，不要俯视或仰视。”

　　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 · 卡丹在他的马克西姆餐厅开业仪式上。北京 ，1983 年 （刘香成/图）

　　刘香成掐指一算，自他举起相机将镜头对着中国，今年已是第46个年头。生于香港的他，其实一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中国人与世界”的故事。

　　夜深忽梦少年事，1960年代在香港，刘香成趴在报馆里学英文，父亲常把一摞电讯稿拍给他：“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答案在这里面。”

　　1951年10月，刘香成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香港，他父亲刘季伯是湖南邵阳人，曾活跃于香港新闻业并从事国际新闻编辑一职。1949年开国大典那日，香港《》一篇题为《春天来了》的热诚社论，执笔者就是刘季伯。

　　童年时期，刘香成随母亲陈伟雯回福州生活。他外叔公陈璧是清末任期最长的邮传部尚书，政绩包括收回京汉铁路的运营权、创办交通银行，以及用福建马尾船厂的部分经费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

　　刘香成父母结婚时，陈家送给新婚夫妇一座宅院，取名益香亭。1957年，刘香成入读福州鼓楼一中小学，在幼稚园当园长的母亲带着他搬回益香亭大宅，但这里已不是刘家私产，他们住在后院，前院陆续住进许多人。“我会这么长时间一直有兴趣将镜头对着中国，想来这是个选择和倾向。如果当年我在福州没有经历过‘’、‘除四害’那些，就不会对这个社会有这种记忆和感情，许多海外华侨其实并没有真正进入这里的兴趣。”

　　1960年，刘香成回到香港生活，从小在迥异的环境中切换身份，他渐渐养成习惯：观察周围人的肢体语言，他们的微表情和衣着打扮，都在向外界传递信息。12岁那年，父亲的朋友送给刘香成一台相机，“当时那就像是新奇的玩具，但我还没有闲暇去看或去理解摄影，学英文学粤语占据了我太多时间。”

　　1969年夏，刘香成前往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修读国际政治。平日他也去城中看些展览，接触到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等人的作品后开始关注摄影。大学最后一学年，他凭兴趣选修了摄影课，课余拍摄了纽约街头无家可归的女人和犹太教机构中的智障儿童等社会边缘群体。这组颇具同理心的街拍吸引了摄影大师基恩·米利（Gjon Mili，1904-1984）的注意，他邀请这个东方小伙子到自己所在的《生活》杂志实习。这次相遇，开启了刘香成此后传奇的摄影生涯。

　　“米利从不跟我说快门、光圈那些技术问题，他教我如何‘阅读’图片。每天下班后，我们喝一小杯威士忌，切点水果，他就指着满墙图片给我讲，这张好在哪里，那张如何构想，这里头也有很多他好友布列松的照片。什么样的画面会变成一张经典？它跟观者一定要有情感联结，他可能是个陌生人，也可能是认识的人，但要在这张画面里找到共情和对话，要让观者进入你的画面。他不是在看图，而是在读图，这就是恩师米利教导我的。”

　　在大学图书馆里，刘香成发现了小册子《中国新闻分析》，那是定居香港的一位匈牙利牧师编辑的英文出版物，当时是西方人获知中国动态的一扇窗户。刘香成每期都读得入迷，由此萌生回中国的念头。此外，他还找到了马克·吕布的影集《中国的三面旗帜》，“我深受触动，因为我也参与过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人民公社’。”

　　1976年秋，刘香成还在巴黎左岸准备采访新当选的法国总理，9月9日，搭乘地铁回家时，他看到地铁报摊上到处是头版印着肖像的报纸。他意识到，是时候回中国了，那里必将发生巨变。

　　这年9月中旬，刘香成作为美国《时代》周刊特约摄影师，凭借“港澳华侨回乡证”抵达广州。他在广州住了十来天，抓拍了些照片：街头晨练的老人，左臂缚着黑纱，边打拳边同旁人聊天。他发现，人们脸上的表情不再紧绷。

　　1979年中美建交后，刘香成在北京正式住了下来。“北方的冬天只有大白菜，要吃黄瓜或西红柿，你得有证，去王府井某条胡同里的特殊供应店才能买到，所以北京整个冬天阳台和楼梯上都摆着大白菜，我就好奇，大白菜从哪里来？他们怎么收割的？”1981年，刘香成拍摄了首都四季青人民公社农民采收大白菜的照片，“当我看到农民把大白菜扔上大卡车，我也尝试去扔，结果发现根本扔不动，因为大白菜刚割下来，里面都是水分，很重，但那些农民在卡车两边一个个扔上去，我发现，大白菜在天上飘，好像一个个乐谱音符：do、re、mi、fa、sol、la、si，满天都是大白菜，我就等着它们形成一条长虹，拍下来既诗意，又说明了老百姓的需求。我好多图片都跟当时的社会产生关联。”

　　外国记者身份与华人面孔，让刘香成能顺利展开工作。据统计，1979年至1981年，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65%的图片都是刘香成拍摄的。他的照片保存了中国那个年代的记忆，画面中既有国家领导人，也有平民百姓；既有进行中的农村经济改革，也有城市里逐渐增多的巨幅商业广告和现代化设施。

　　刘香成的镜头也常润物细无声地探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哪怕是青年男女依偎着“轧朋友”的私密画面。他提及自己1981年拍摄北京月坛公园里的情侣，“我最初被这对情侣对视的样子打动了。我注意到他们的叉在一起，男人温柔地握住女孩放在膝盖上的手。这个形象大声地讲述着这个时代。他们的求爱方式与欧洲人的公开亲吻和拥抱截然不同。对我来说，这张照片揭示了东方人如何用非常微妙、特别的肢体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情感。”

　　2023年6月14日，刘香成发了条朋友圈：“昨天我十分尊敬的艺术家朋友黄永玉先生走了，我永远怀念并记得他慈祥地告诉我：‘香成，你随时想吃我们家乡的豆豉炒辣椒，你就过来’……先生一路走好。”

　　走进刘香成摄影回顾展“面孔”板块，黄永玉先生挥毫的老顽童肖像照迎面映入眼帘。1996年，黄永玉曾为刘香成的影集《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第四版）作序，称赞这册影集“是一种历史和情感的焊接剂”，“把我们当年再错过、再忽略也毫不足惜的生活余痕准确地捕捉住，成为珍品”，“用但以理式的预言、伊索的隽智告诉我们，不要绝望，历史并非到此结束”。

　　黄永玉亲切地称呼刘香成“老弟”，“我多么珍视他对人民和土地的脉脉深情。他的作品朴素得像面包，清澈如水，有益如盐，新鲜如山风，勇敢如鹰，自在如无限远云。”

　　回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刘香成曾登门拜访过黄永玉、黄苗子、吴祖光、侯宝林等多位艺文界前辈，这些老人家在特殊年代饱经沧桑，他们同年轻的刘香成聊成了忘年交。

　　刘香成30岁生日那天，黄永玉、侯宝林都赠他墨宝，还教他怎么吃大闸蟹，吴祖光夫人新凤霞画了一幅桃子送给他。“有段时间我常去吴祖光先生家，新凤霞下厨做菜，但他们遵循传统，男女分桌吃饭，我们在外吃饭聊天，新凤霞都不出来的。”刘香成在与这些前辈谈笑风生之际，不动声色按下快门，为那个年代的文人保存了一帧帧生动的肖像。

　　“面孔”是刘香成进入陌生环境的一把钥匙。拍摄一张面孔，或捕捉一个表情，意味着镜头要贴近对方。展墙另一侧：“笑容可掬”的阿城、《有话好好说》片场“横眉冷对”的张艺谋和姜文、列车上略显忧郁的巩俐、望着晶莹雨滴若有所思的周迅、在氤氲的荷花池边埋首作画的曾孝濂……面对刘香成的镜头，他们卸下防备，展现出自己纯任自然的状态。

　　“我跟阿城比较聊得来，他父亲是中国很有名的影评家钟惦棐。阿城跟我说，他受到的教育主要是中学时代趴在琉璃厂那家中国书店的地上，读了很多新华书店没有的旧书。”刘香成曾在一部口述作品中提到，“还有一次画家吴冠中找我，希望《时代》周刊介绍一下他的作品。我也没看大明白，现在他的画变得无比昂贵。”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刘香成的镜头也聚焦当代的明星艺术家：蔡国强、刘小东、张晓刚、曾梵志……他拿起相机拍下他们的高光时刻，有时只用眼睛观察，阅读他们身上独特的时代气息。

　　有一次刘香成跟蔡国强回他故乡泉州，到家后蔡国强先去祭祖，这时刘香成注意到蔡国强奶奶在看向另一边。后来蔡国强告诉他：“你成功地拍到了我两个祖母在一起的照片，而她们两个一辈子从没说过一句话。”

　　展览开幕前一天，刘香成为朋友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夫妇做了次私人导览，我们几人行至刘小东的肖像前驻足讨论起来。“刘小东会趁着模特休息的空当检查自己的绘画。”照片中的刘小东身穿苹果绿衬衣，裹着牛仔裤的双腿随意地“挂”在沙发椅扶手上，头顶悬着他的画：席梦思上的女子斜倚着，双腿伸去的角度和他的坐姿相映成趣。我忍不住问：“这是摆拍的吧？”刘香成摇摇头，他身边的太太、艺术评论家凯伦·史密斯却较真道：“但我记得是你让他那样坐的。”两人逗趣似的争起来，一旁的大科学家迈克尔朝我调皮地眨眨眼：“我也不信（他没摆拍）。”

　　当我们走进“姿态”板块，看见展板上放大的经典照片，迈克尔兴奋起来，举起手机，热情邀请刘香成站在作品下“摆拍”。那是刘香成颇负盛名的一张代表作：1981年，大连理工大学一名男生在练习滑旱冰。这是个生机勃勃的年轻人，身姿优雅得像在跳芭蕾，他振臂高飞的瞬间，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面对老友的手机镜头，年过七旬的刘香成非常配合地“蹦跶”了一下，可惜我们谁也没抓拍到，迈克尔不依不饶，“再跳一下！”刘香成大笑：“Come on！作为摄影师，你只有一次机会！”

　　对于刘香成而言，“姿态”是解锁人在某些历史时刻精神处境的密码，使用胶卷拍摄黑白照片的年代，刘香成必须抓准时间点，他常表示，“时机”并非运气，而是举起相机前准备和研究的结果。

　　早年在北京生活，刘香成几乎每天都经过广场，这是他观察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场域。1981年初夏某晚，他看到许多青年席地而坐，借着广场华灯刻苦阅读。那时刚恢复高考不久，对于求学饥渴的青年而言，最重要的是：路灯是免费的。刘香成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型莱卡相机，悄悄蹲在一个捧读书本的女孩面前，按下手控快门，心里默数，直至完成此生最长的23秒曝光。

　　“我的照片抓取的是重新燃起人文精神的中国和中国人。这段转变时期中充满了急切与新奇。经过这一时期，中国真的开始融入了世界。”

　　1981年，刘香成以“锐眼”捕捉到广场上专心备考的莘莘学子，也随爱新觉罗·溥杰回到故宫，在空荡荡的紫禁城为老人家拍下一张意味深长的肖像。

　　溥杰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仪1967年病逝，溥杰和他的日本皇族妻子一直生活在北京，刘香成在西城一所小院子里见到他时，他已年逾古稀。刘香成好奇：“你家里还有什么是过去留下来的？”溥杰告诉他，“院门口那只瓷狗，是德国皇帝送给我们的。”

　　刘香成提议去故宫为溥杰拍照。到了约定那天下午3点半，故宫博物院已停止售票。“最后一批游客离开了紫禁城，身材矮小、戴着大眼镜的满族人溥杰引导我缓步走向午门，门卫微笑着招呼我们进去。夜幕渐渐笼罩紫禁城，溥杰和我一起走向太和门。”

　　溥杰告诉刘香成，自己曾因穿着佩有黄色饰物的袍子遭到哥哥呵斥。在壮观的深红色皇家大道上，他又比划道，“哥哥曾和我在这里学骑自行车。”然后，他指向一座亭子，兄弟俩曾在那里跟随苏格兰老师庄士敦学英语，庄士敦给溥仪取了个英文名“亨利”（Henry），溥杰则是“威廉姆”（William）。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洒满空旷的大殿前广场，刘香成为溥杰找到一把椅子，老人双手环抱胸前，笑盈盈面对镜头……结束拍摄后，溥杰建议刘香成也坐过去，以相同背景为他也拍了张肖像，这或许是刘香成最珍贵的一次“摆拍”。“在我跟中国打交道的漫长岁月中，这是一个无法忘却的瞬间：有那样一位老先生，给我当导游，参观他从前的家。”

　　当年在审判“”的新闻争夺战中，每天上午11点庭审休息泛亚电竞，12点的稿件就发布到了全世界。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长逢人就说，有个刘香成，简直就是个“多弹头导弹（MIRV）”，隔三差五“放火箭”（新闻行业抢先发布独家新闻叫“放火箭”）轰炸我们，搞得我们很被动。

　　作为新闻摄影师，刘香成和其他记者一样与时间赛跑，常常是负重奔波。此次展览现场，浦东美术馆特意留出一方空间，复古模拟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锦江饭店的卫生间，实景再现了刘香成当年独特的照片冲印经历。他说，差旅途中，每到一处，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出一个“暗房”。“我在全球无数的酒店卫生间里洗过胶卷。”

　　开幕前一日布展时，刘香成和年轻助手跪在地上，小心翼翼拆开包裹，取出两台笨重的信号发射器，“左侧为模拟信号发射器，右侧为数字信号发射器Leafax（底片传真机）。Leafax技术是一种数字无线传输系统，为新闻摄影师提供了轻便、紧凑且易于使用的解决方案，可以实时传输图像。”

　　1990年代初，刘香成已开始使用彩色胶卷拍照，洗彩色胶卷需要把药水加热到38.4摄氏度，过冷过热都不行。胶卷洗好，他用打字机打出图片说明，贴在下面，再放入传真机发稿。“当时传线张，遇到信号断线还要重发，耗时更久。”

　　20世纪最后25年里，刘香成背着装有“相机、镜头、卫星电话、暗房设备、打字机和传真机”的超重行李，常年穿梭于国际新闻现场，记录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好莱坞的名利场、南亚地区的军事冲突，再到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解体，“拖着这100公斤东西，在各地海关填表、盖章、安检，流程无比熟悉，身心确实疲惫。”

　　驻印度和南亚的4年，是刘香成职业生涯中最忙碌的时期，经常一天要开八九小时车，行驶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有时一只猴子跳到你车上，有时前边又被一群牛挡住。”即便如此，他也不忘用镜头记录下沿途风光与市井百态，正如他在回顾展“风土”板块所呈现的新德里农村景象，在全球化视角下，这些照片反映出一个民族对待自身传统的态度。

　　在中国的拍摄，刘香成依凭的是他洞察世情的智慧，但在那些危险地区，他也从不缺乏勇气和胆识。“当我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和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拍摄骚乱时，我就已经知道了要避免去看暴徒的眼睛，那是对袭击的邀请。”

　　在先后为《时代》周刊和服务的17年里，刘香成见证了20世纪诸多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曾于1989年和1992年当选年度最佳摄影师。展览现场，在以细节触动观者的“刺点”板块和以群像铺陈现实的“人群”板块，一系列或冷或热、或硬或柔的摄影作品，在方寸之间讲述着画面背后更大的故事。

　　冷战后期，将刘香成派往苏联，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这是一份风口浪尖上的工作。1991年“八一九事件”发生时，刘香成正在加勒比海边休假，一个电话打来，通知他立刻赶回莫斯科。当时，四千多名苏军士兵和数百辆坦克堵在街头动弹不得，刘香成拍摄红场上的人群，一些朴素优雅的俄罗斯老太太正大声朗诵普希金的诗歌。

　　女演员琼·柯林斯与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聊天，手里拿着一张沃霍尔为她创作的肖像快照，洛杉矶，1985年 （刘香成/图）

　　街头爆发了小规模武装冲突，但很快平息下来。对政变保持观望的人群里有39岁的克格勃中校军官、日后接替叶利钦的普京，政变发生的第二天，他就辞去了情报机构的职位。

　　刘香成说，他在中国拍摄的对象，很多后来都成了朋友，“但在苏联，我拍摄的是一种社会现象。”1992年，刘香成还获得了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柯达奖，他将自己在苏联拍摄的照片整理成书——《苏联：一个帝国的崩溃》。

　　刘香成记得，苏联解体后，有一天，那个打了他一拳的克格勃竟来到驻莫斯科办公室，这位前特工已“下海”卖起防弹衣，他向刘香成比划介绍，AK-47步枪近距离可射穿14个人的身体，但克格勃造的防弹衣能挡住它的子弹。

　　“我以摄影的形式表达我对中国、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与西方摄影师、与中国国内的摄影师视角都不相同……如果不是早年在福州生活，如果不是在性格形成时期有西方生活的经验，我绝对不会看到新中国这些细微的差别。在中国早年的生活使我了解了制度的必然性，而同时，我在美国和欧洲的生活经历又让我接受了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

　　早在美国求学期间，为完成关于法家和韩非子的毕业论文，刘香成曾花大把时间阅读李约瑟的书籍，尤其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它给了我一种看待中国的新方式，以一种远距离的、超脱的方式描述中国的过去和文化成就。”

　　1990年代初，他在巴黎圣日尔曼一家旧书店里又与林语堂的文字重逢，赛珍珠对《吾国与吾民》的一段评价让他深表赞同——“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这与他最终确立的镜头语言，形成了某种映照。

　　刘香成坦言，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做“翻译”工作——翻译东西方两种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把一方的真实想法，用另一方能够听懂的语言传达过去。早年，他用的是镜头语言，后来任职时代华纳和新闻集团的高管，他仍在沟通不同的思想，尝试以视觉叙事打破各种认知壁垒，在各种关系中重建互信。

　　北京申奥成功后，凯伦建议刘香成为外国友人了解中国做点什么，于是便有了2008年出版的厚重影集《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刘香成以摄影家和历史研究者的视角编选图片，几年时间里，他和凯伦筛选出88位摄影师的上千幅作品，展现了从1949年到2008年中国发生的不可思议的变化。

　　“1977年，我第一次来到上海，这座城市在晚上7点以后天就黑了，某小区里的数百名居民，每人带一张硬木凳，围坐着看6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如今的上海是一座不夜城，位于世界性城市的前列。”2010年世博会，刘香成编著完成影集《上海：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呈现了“一部关于近2500万人口城市激动人心的叙事”。“20世纪初，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分别根据伦敦、巴黎等城市，将‘何为最佳建筑设计’的想法带到上海。但却少有人意识到这座城市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以及未来我们会居住在一座怎样的世界性城市里。”2014年，他与凯伦从北京搬到上海，并于2015年5月创办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刘香成表示，自己上世纪70年代在纽约，正是在那些艺术中心受到启发，才有此后几十年的摄影生涯。“好照片能让观众开阔视野、启迪心智。”

　　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后，2011年10月，辛亥革命百年，刘香成又编著了影集《壹玖壹壹：从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这100年里中国人吃了很多亏，我想用这些图片，让大家看到事实的细节。”影集封面照是参加辛亥年起义的一个新军军官，他穿的军装衣领扣子不见了，改用一枚别针别住。“从这个小细节就能看到，新军财政状况不妙。”这张照片是刘香成从意大利一位神父的收藏中找到的，“我给他写了好多封信都没回应，又给他打了三四次电话，终于说服他签下合同，把这张图片给我们。”

　　为了编辑这本影集，刘香成满世界搜集图片，“跨越中国大陆和台湾，横穿欧洲和美洲，遍访各地的公共展馆和私人藏品”。他还远赴澳洲，寻找担任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老莫理循家族遗留的资料，顺藤摸瓜找到了关于八国联军和义和团的两组珍贵图片，“百年耻辱”的历史细节，在海量图片里渐渐浮现。

　　“重要的是，这些照片为当今读者提供了那个时代的视觉影像，促使人们思考百年之前中华民族的海外形象，彼时中国不曾料到会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刘香成在影集序言《通往一九一一的动荡之路：一部看得见的历史》中写道，“中美重新打开外交大门40周年之际，亨利·基辛格在其新著《论中国》(On China)中说道，在中国寻求与外界沟通的过程中，很多中国当代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仍然认为西方对待中国特别不公正，而中国正从曾经的劫掠中重生。我希望这本影像集可以用看得见的方式，为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观点作一点补充。”

　　在东西方双重经验交织影响下，刘香成既是“融入者”，又是“中间人”，多元的教育背景培养了他对文化的敏锐度，让他得以对中国抱有深刻的理解。“无论你来自何方，如果对新中国前35年的历史不够了解，那对于后35年直至今天的认识也会产生偏差。在这个深入了解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都少交点学费、少走些弯路。今天，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想要理解这个复杂的国家，都不要忘了，那些已经永远成为历史的图片，曾经就是几亿人真实的生活方式。”

　　秘鲁摄影师马里奥 · 特斯蒂诺在今日美术馆举办的中国首展“私视角”开幕式上的观众，北京，2012 年

　　南方人物周刊：这次你的大型摄影回顾展“镜头·时代·人”中，除了早年在《中国梦》等影集中常见的那些描绘中国的代表作，我们还看到了你在其他国家拍摄的作品，可否也做些分享？有何特别的行旅见闻？

　　刘香成：这是我在国外报道的图片第一次呈现，观众可能会觉得比较新鲜。我主要希望国内观众对我有种认识，他们会发现，我的拍摄构想其实是一致的，并非在中国这样拍，在外国那样拍。

　　作为文字记者，驻外特派员的传统由来已久，但作为驻外特派的首席摄影师，给我创造了许多机会，从美国到中国、印度，然后又去了阿富汗、柬埔寨、尼泊尔、斯里兰卡，之后是韩国，再之后去了苏联……

　　一般摄影师某国某地有突发（新闻），他可能去十天三个礼拜就回来了，很少有摄影师长时间待在当地。我去一个国家，住下来安了家，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在这过程中认识朋友、聆听他们的智慧和故事，我觉得这会影响到一个人，在新的文化社会里面，有的给了你一些方向感，有的给了你一种可能性。

　　很多人问我你去了这么多地方，最喜欢哪里？我确确实实地说，我去什么地方都喜欢，尤其是做我们这种工作，我觉得这非常必要。我看到我太多西方同事在一个国家，一天到晚拉着脸、酸溜溜的，因为他在当地工作没有展开，总是抱怨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觉得这是非常致命的。如果你去做报道工作，一定要对对方有好奇，里头潜台词就是你挺喜欢这地方，不然你不会有兴趣。

　　特派员在长期驻地期间会有闲暇，我认为休闲对一个人创作的作用不可低估，尤其是摄影师，你有这个leisure（空闲）和兴趣，到处去听听不同领域的人如何表述他的环境、他的观点、他的见识，有很多的人会给你不同的想法。而当地摄影师，因为文化差异或习惯使然，他跟特派员很多关注点会有出入。

　　比如展览现场还原了锦江饭店以前的卫生间，那是我当年的“临时暗房”，马桶上面你会看到有张黑白作品：当年荷兰女王到印度参观甘地墓，有个印度最底层的赤脚贱民给她换鞋。印度摄影师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你见到不允许穿鞋的贱民给女王换鞋，观察他们的互动和表情，就会发现一些新的视角，原来印度这个社会对人进行了这么多的阶层划分，这就是外来者的视角。

　　我刚到印度新德里时，家里有5个佣人，由于印度那种阶层系统，这人不能进你的卫生间，那人不能进你的厨房摸你的菜刀和砧板，园丁又是另一个阶层……最后你发现5个人常在吵架，My God！一个家里要去处理5个佣人的矛盾，比打份全职工作还复杂！后来我在使馆一个酒会上碰到一对夫妇，女的是美国白人，她跟我说，刘，如果你要真正地在印度有个美好生活泛亚电竞，最重要的就是搞定家里的“阿姨”。后来我把5个佣人全换掉，只用一个藏族阿姨，所有事情才都顺起来。等我5年后要走时，我发现一大堆外国记者在排队，刘，求求你，把你的藏族阿姨转给我们，可不可以？

　　所以，小到日常生活的安排，继而进入这个社会结构、人与人的关系里，你再去看，北方的婆罗门和南方的有何不同，这些会不会影响你的画面？我们相信你的健康和身体是由你吃什么来决定的，你的所见所思也是由你的知识结构形成的。再站远一点看，你觉得刘香成是新闻记者？不对，整个展览里面，新闻图片占比可能就1%到1.5%，我对环境、社会和人感兴趣，最后你会发现，我工作的逻辑和方式是切片层叠式的，图片一张贴上一张再贴上一张，一个故事叠加一个故事再叠加，我在“讲述一个更大的故事”。

　　1980年，北京，刘香成、同事维多利亚·格雷厄姆及翻 译为社长约翰·罗德里克 （右） 接风 （受访者提供/图）

　　1983年，北京，紫禁城中，末代皇帝之弟溥杰镜头下的刘香成 （受访者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美国《新闻周刊》评价你是“中国的布列松”，不知你本人怎么看这种类比？如何评价布列松的影像风格？

　　刘香成：布列松早年学习美术，后在剑桥攻读文学，他是带着法国人那种特别的布尔乔亚式的情结来看世界的，也以此来拍中国、墨西哥、美国和英国等等，他的法式视角是有自己的偏好和解读的。他这样拍当然也很好，他的徒弟马克·吕布也是类似的风格，所以中国人看到这些画面会觉得充满法式魅力，即便拍摄1949年前后的中国，当时中国很穷，处于混乱之中，但他还是能通过镜头发掘出某种特殊的审美。你会发现，美国人从来就不这样看世界，英国早期也有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这样的摄影师过来，英国人和德国人也不会拍出这种画面。我发现，布列松的作品投射出他作为摄影师的某种怀旧善感，这是非常法式的浪漫和诗意。

　　我70年代读大学时就去过巴黎，认识了宋怀桂，当时她也刚从北京出来，前前后后我对这种东西也很敏感，因为我也带着自己的童年记忆。1969年刚到美国，我一个中国人直奔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看到琼妮·米切尔(Joni Mitchell)这些人，他们生动的肢体语言和表情让我明白：这下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对人一直很感兴趣，也随着朋友去哈佛大学参加反越战，我当时对越战并不了解，但被周围环境形塑：那些你遇见的人、听到的事。

　　我觉得布列松展示的他对世界和人的兴趣我也有，但我们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我努力地去尝试，使用切片层层叠加的方式，讲述一个更大的故事、更大的vision（图景）。不然，你说改革开放，不可能用一个画面来讲述，这就像剥个大洋葱，要有“闲暇”一层层剥下去，要做到这点，我觉得我的优势比他大。

　　南方人物周刊：我发现你拍中国时镜头也常聚焦女性的美容、整形，除了1980年那张著名的双眼皮手术照，你还拍了不少女性在理发店烫头发的照片，1981年拍过，1996年又拍了温州烫发女子，是在捕捉改革开放后的审美变化？

　　刘香成：其实我不是在看这一点，我的出发点是，因为我知道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它的意识形态，都会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感兴趣的是它如何在日常生活里出现？后来我去了苏联，才知道这方面中国比苏联做得更到位。如果你拍摄日常生活，真相便自己在其中显影。如果你想报道中国的社会政治，老百姓的生活给你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材料，从标语到运动，都会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显现出来。

　　新闻是在马路上、在里弄中，在方方面面的生活里，从对美的选择到物质生活的追求，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报道的天堂。当然，首先你要有这种敏感度，体会这个事情它是怎样深入生活的。工厂这边也有政治学习，一帮工人坐在里面，那里的光线和灯光等等，但是这次展览不可能把我的东西都展现出来，只是从某一个方面告诉你，摄影能给你提供这么多的可能性。

　　南方人物周刊：这次展览中的“面孔”板块，比较新的作品是你2021年拍摄的周迅和窦靖童。是怎样的拍摄契机？照片背后有何故事？

　　刘香成：拍摄周迅完全是一个偶然，有次我们吃饭时，她说，我整天在荧光灯下，好像在一个泡泡里面，一举一动都被看在眼里，却感觉自己与世隔绝，生活很没意思，我想回到跟大家一样的生活，去一个地方生活几个月。我知道她喜欢摄影，就说，那你应该拿着你的相机去拍你身边的人，然后我来拍你拍这些人。过了几分钟，她对我这个想法开始有了各种反应。她拿出一张纸来，列出她演艺圈里的朋友，哪些喜欢摄影，哪个导演在她生命中有过启发等等，列了好多。隔了一段时间，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有意思的是，周迅最后说去她的老家衢州，去拍当时跟她在幼儿园、小学一起长大的童年伙伴。果然，她把那些朋友都找了出来，我从她和他们的互动态度中，渐渐找到周迅的character（性格、个性），在他们面前，她是没有任何架子的。

　　拍摄过程中，我有好多其他画面：她在河岸边躺着，她在老家跟这些朋友一起去唱歌等等，她的个性在这些画面中渐渐变得生动起来。后来又到北京，她说要去美术馆，那天下着倾盆大雨，她靠着个玻璃窗，好多雨水一点一点地下下来，然后我拍她。我说，她仍在寻找某些莫可名状、充满无限可能的事物。

　　窦靖童也是周迅那个list里的人，她喜欢图片，有次我就跟她去北京郊外她朋友的一个地方，她去那里冲洗胶卷，唤起她的许多回忆。

　　南方人物周刊：我之前还看过你早年拍摄的瞿颖（1996）和陈红（1997），这次没有展出，那两张照片让我想起玛丽莲·梦露的经典造型，风情万种又相当自然。你在怎样的情境下拍摄，能让女演员特别信任地展现她最性感的一面？

　　刘香成：1994年，我想从忙碌的日常工作节奏中出来休息一下，就去了巴黎，学了几个月法语后，我说我还要回中国。那时去欧盟当个首席摄影师，或去白宫拍总统，我都没什么兴趣，那种情况下，一切都在掌控中，你只是冲过去，然后等着拍摄名流政要。在洛杉矶我也拍过迈克尔·杰克逊等等明星，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回到人文这个点上去观察一个社会。

　　拍瞿颖、陈红，是我又回到了中国，那时觉得媒体在中国发达，好像是一个奇迹，我想做一本华人的《Vanity Fair（名利场）》，拍这个世界村里有意思的华人。我当时做的第一个封面，找了加拿大的朋友、著名摄影师道格拉斯·科克兰(Douglas Kirkland)，他就是拍梦露的，我叫他去拍了陈冲，后来又拍了巩俐。

　　我为什么要那样拍瞿颖？我跟她交流，她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我说你有湘妹子的辣味，所以我说要给她拍一张造型大胆的。陈红也是一样，我先是拍了陈凯歌，他那时来了我的四合院，房子刚弄好，什么东西都没有，我说，你把鞋袜都脱掉，你就趴在我北房那里我给你拍。那次拍的时候陈红也在，她就说，什么时候你也拍我？我去拍她的时候，她把她母亲和身边一些人都带到王府井饭店的套房，他们带着一大堆化妆品和衣服，我说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你可不可以让你妈妈和这些人都离开，我希望拍摄时周围没人。她马上就叫他们回家了。我说你坐下、躺着随意，放松就好。她就躺在沙发上，我拿了个梯子爬上去俯拍了那张照片。作为摄影师，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和对方建立一种基本的互信，那样你才有戏。没有这个东西，你就别干这一行了。